《新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杨圣清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2月版，48.00元
写传记难，写好传记更难，它的关键在于一个“好”字。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杨圣清历经5个春秋的辛勤笔耕
该书视野开阔。它不局限于柴泽民生平事迹的描述，而是把传主置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中，乃至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中。这样，读者不仅可以明了柴泽民的业绩，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能够看到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奋斗向前的缩影。例如，描写柴泽民点燃中条山抗日游击烽火一章，先从国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写起，再延伸到国际。1929年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本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扩大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加强与英美苏的对抗，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看起来，就像一幕全息电影。黄华夫人何理良说：“柴老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他经历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变，历经过军事、政治，以及外交工作，他坚定的革命思想与信念、坚忍不拔的工作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工作作风，无不具有资政育人的现实价值，不论是对我们老一辈，还是年轻一辈，都具有极为深刻的启示与久远的教育意义。”
该书史料丰富。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料是撰写传记的原材料。如果没有史料，那就不可能写出好的传记来。即便是硬着头皮写，也只能是杜撰，那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解放前，柴泽民的工作处于地下或战争状态，环境相当恶劣，许多工作情况不便于做文字记载，即便有点滴记载也毁于战火，无法保存下来。因此，柴泽民在抗日战争以前的革命实践活动很难找到文字史料，给撰写传记带来很大的困难。于是，作者不辞辛苦，多次采访当事人和有关人士，抢救出了一批珍贵的资料。《新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运用了大量档案资料、文献资料，尤其是大量采用了口述史料。这不仅丰富了书的内容，纠正了其他的一些回忆录的错误，而且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也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如柴泽民对“文革”生活的口述，生动真实。
1967年，柴泽民奉命从几内亚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批斗会上，红卫兵厉声问道：“你为什么和美国大使握手？”柴泽民解释说：“几内亚国庆招待会美国大使先到，看见我过来，向我伸过手来，出于礼貌，我能不握这手？”红卫兵又问：“英国大使馆电影招待会你为什么去参加？”柴泽民解释说：“因为有外交关系，正常活动要参加，这是外交礼节！”红卫兵强词夺理：“你在几内亚使馆搞封资修！”“你把使馆建成大观园了，还不承认？”“月牙门是不是你的主意？屋顶柱子是不是你的设计？”柴泽民不慌不忙地回答：“是啊，可那不过是四合院罢了，而且是一般的四合院。”柴泽民的回答，表达了对无知者无情的谴责，也体现出一位共产党员高度的党性。
该书文风朴实。作者婉婉道来，犹如在聊家常，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个名词“山药蛋派”。它看起来似乎很土，甚至土得掉渣儿，可这是一捧热土，一捧家乡的泥土，流露出沁人心脾的芳香。“山药蛋派”是千千万万所谓“下里巴人”渴求的知音，是人们对山西作家赵树理、马峰等人文风的褒扬。恰巧，作者杨圣清和柴泽民均为山西人。这本书的文风与“山药蛋派”极其相似，叙述柴泽民的外交官生涯，朴实感人。
柴泽民担任驻美联络处主任与大使四年多，是中美关系从“解冻”到“正常化转变的关键性的四年。应该说，这四年，柴泽民对中美关系的转变起了重大作用，为中美之间的和平友谊架起了一座桥梁，也是他30年外交生涯最辉煌的四年”。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基于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北京建立的关系，不断了解对方意图。并联系国际形势的发展，向美方晓以利害，催促美方早日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1979年，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建交三原则，双方发表建交《联合公报》，使中美两国关系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布热津斯基评价柴泽民在中美建交谈判中的作用时说：“结果证明他是一位非常有技巧的、坚韧而干练的谈判对手。……要不是他持续不断的努力，我怀疑我们能否在12月初实现突破，中美之间建立了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新关系，这应归功于柴泽民和韩叙这两位大使。”（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1977-1981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P261）
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一公布，立即遭到美国极右势力的反对。美国国务院炮制出《与台湾关系法》，并于1979年3月底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该法规定：“美国认为借和平以外的手段包括封锁和禁运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尝试……为美国政府所严重关切。”“美国将提供不等量的防御武器和防御服务，以使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和对国际法的肆意践踏，理所当然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为此，柴泽民在同美国国务卿万斯、总统里根等人会晤时，以及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等多种场合发表演讲时，明确的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和立场。他严厉地指出：“任何外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不仅是损害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而且是破坏我们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努力，从而可能使已经缓和的台湾海峡局势重新紧张起来，这必然会导致双方关系的倒退，这是不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另外，他广交美国朋友，争取更多的支持与合作。陈香梅是美籍华人，祖籍广东，生于北京，是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总指挥陈纳德的夫人，在美国国会中有许多朋友。柴泽民想做陈香梅的工作，贸然去她家不合适；请陈香梅到大使馆又遭到拒绝。柴泽民就巧妙地安排在定居美国的原国民党将领蔡文治的家中，与陈香梅见面，进行交流和沟通。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中美之间终于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达成最后协议，于1982年8月17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明确了指导中美关系的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美国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同时，该公报对《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做了重要补充。
该书弘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解放初期，柴泽民担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期间，对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深恶痛绝。在一次市政府领导人会议上，他指着一摞文件说：请市长们数一数上面有多少图章？彭真市长一数，惊奇得大叫起来：怎么！？10多个图章！柴泽民严肃地说：“这样一个批件居然要经过10多个环节，盖10多个图章，才能送到领导人的手里，拖拖拉拉，层层积压，咱们还能办什么事！”然后，他胸有成竹地提出：“像这一类文件完全可以压缩到三四道手续。”彭真市长当即表示赞成：“不错，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一定要废除！就按你的意见办，你起草个文件发下去！”柴泽民很快起草了文件，经市政府通过发了下去。经过大胆改革，政府公文批件手续大大缩减，使政府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提高了工作效率。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不仅是柴泽民的优良作风，也是北京市政府的优良作风，是党的优良作风。
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在史料处理方面，仍具有深入挖掘的潜力，某些史料的运用，也需要认真核实。另外，如果书中增加一些趣闻，可能会赢得更多读者的喜爱。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